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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12
1月6日至7日,基石大家課堂第十六期“西方文化體系中的生命價值”在深圳大梅沙順利舉行。本次課堂邀請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何懷宏、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孫向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慶節(jié)、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許紀霖等四位老師前來分享他們對于生命價值的思考。
北京大學何懷宏教授從“古希臘哲學中的人生觀”入題,開啟了本次課堂的第一篇。在何老師看來,努力地擺脫平庸,追求自由、優(yōu)秀和卓越,可以說是古希臘人的一個普遍的特點。下文是根據何懷宏的主題演講整理的第二篇,僅供學術交流。
何懷宏:
03、“哲學家王”是對善人的挑戰(zhàn)。
現在我們講到認識人性,把握命運,這個就要講到柏拉圖了。我基本上是按照時間的順序來講,你也可以說是一部微型的古希臘的哲學史。當然,最后我們會回到梭倫,他的起點。
柏拉圖
柏拉圖是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和五世紀之交的一個哲學大師。早年他并不是喜歡哲學,而是喜歡戲劇,當時戲劇是最轟動的,有上萬人,他還喜歡畫畫,寫詩句。但是后來遇到蘇格拉底以后,成了他的學生,他覺得還是智慧是最值得追求的,他確實有這樣的思想和天賦,以及巨大的才華。但是在蘇格拉底被處死以后,他對雅典的政治非常失望,所以他試圖去域外,去西西里的敘拉古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當然也希望破滅了。后來柏拉圖創(chuàng)立了學院,反倒影響深遠。
我這里主要是想說借助他在《理想國》中的幾個隱喻、故事來闡述他的政治哲學、道德哲學、人生哲學?!独硐雵芬婚_始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一個人要怎樣活才算幸福地度過了自己的一生?所以開始就是討論老年,問老人,你過得怎么樣,就是一個人接近人生終局的時候,你是滿意還是不滿意。然后又轉到了,就是說一個正義的人能不能得到幸福,就是說你要不要追求正義,一個正義的人能不能得到幸福。當然,由個人的正義后來又引向了城邦的正義,但是最后又歸結為個人的幸福。就是借助一個人死后復活回來的故事,來討論,也是解析他有關人生幸福和社會正義的探討。
這里我會集中于他對人性的一個認識和探討,我們比較熟悉的,《理想國》中提出了“哲學家王”這樣的觀點,簡單的說就是“四主德”,節(jié)制、勇敢、智慧、正義,這四個主要的德性。他認為個人應該具備這四種美德,從城邦來說也應該具備前三種,節(jié)制、勇敢、智慧,這三種處在一個和諧的狀態(tài),就可以算作正義了,就是城邦的正義。但是這三者是有次序的,是相應于不同的社會階層,這是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因為雅典的現實是一個政治平等的社會,民主的社會,但是在這里面它提出某種社會的等級制度,也就是說節(jié)制,當然相應于所有人都應該具備這個德性,但主要是對生產者,包括商人等等,大多數的人,他們應該有節(jié)制的德性。那么比他們更高一個等級的就是護衛(wèi)者,他們應該具備勇敢的德性,擔負保護城邦的護衛(wèi)者。然后更高的就是從慧者的階層里面還要產生出很少數人,甚至個別的人成為“哲學家王”,就是最智慧的人,他們來統(tǒng)領這一切。
確實他提出這樣一個設想,人有智、情、欲,有欲望,有激情,也有理性,有智慧,欲望需要節(jié)制,激情需要馴化,當然,要保持一種勇敢的德性,最高是應該由智慧來統(tǒng)治,來治理這個城邦,在一個人內部是這樣,在外部,在城邦社會也是這樣。
問題就在于,很多人也一直在爭論這個問題,那么這個“智”是不是一種烏托邦?他真的是想實現這樣一個理想嗎?當然,一種混合的政體,或者一種在其中智慧和理性,占主導地位的混合制,當然,后來羅馬人也非常推崇,但是不是這兒界限分明的“哲學家王”室的統(tǒng)治?我覺得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已經有,且隱含著某種答案,這種答案就是,哪怕我們設想一個最理想的范本,哪怕是一個在人間可能不能實現的范本,但是對我們安排現有的政治,比如說引入理性,加強智慧,依然是有意義的。但不一定就是按照這樣一個層次、等級分明的結構來安排,安全這個答案就已經隱含在他的書中。所以我說認識人性,把握命運。因為在前面提到的隱身人的一個隱喻,一個故事里面,已經隱含著一種答案,一種什么樣的答案?就是一個掌握絕對權利的人,他能不能夠真的實現明智的、理性的、智慧的統(tǒng)治,這是對所有人,更是對“哲學家王”的挑戰(zhàn)。
假如一個人他可以做任何事都不被人看到、被人發(fā)現,長期以往,哪怕各方面都很完美的人,長期以往,他會做出什么樣的事來?他這個時候的地位就等于一群人之中的神,隱身人換一個說法就是做任何事都不被發(fā)現,自然而然不會被懲罰,也就是說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也就意味著某種絕對的權利。他開始要利用這個巨大的,凌駕于其他所有人的優(yōu)勢做好事,但是后來他會不會也做不好的事?他能夠理解所有人對好的理解嗎?他是不是要以自己的“好生活概念”還安排其他所有人的生活,當這些人表現得不服從、不聽話的時候,他是不是要消滅其中的一部分人?這就隱含著危險,因為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受懲罰,不受制約,不受限制,這也是對“哲學家王”的一個挑戰(zhàn),“哲學家王”也是人。
所以這里面我覺得已經隱含了某種答案,柏拉圖把這個隱身人的言喻寫在了他的書里,已經預示著某種答案。且不說“哲學家王”是多么難以發(fā)現和選擇、培養(yǎng)、訓練,首先要有這樣的哲學天賦,然后要經過可能多少年間的培訓,然后你給他權利,相接近于絕對的權利,他會做出什么事,這都是挑戰(zhàn)。所以這是一個,與其說對惡人的挑戰(zhàn),不如說對善人的挑戰(zhàn),會不會適得其反。
另外,這是我們注意到人的一般共性,不論哲學家,不論平民,不論普通人,所有各行各業(yè)的人,可能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但是我們還要注意到一個人性中的差異性,這個差異性也很讓人為難。我們就要講述《理想國》中洞穴的預言。在一個深的洞穴中,有一個通道通向外面,一些微光照進來,但是一些人從小就生活在這個洞穴們,而且他們的腿和頭都被綁住,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他們只能看著前面的洞穴的破壁,看到背后的火光照亮了他前面的各種過來過去的物件的陰影,他們從小就這樣生活,他們覺得自己看到的影子就是物體本身,他們不強烈地感覺到他們的痛苦,他們以為生活就是如此,世界就是這一片天地。但是可能出現了第一個背景,就是被松綁的人突然站了起來,可以轉頭,可以走動了,他回頭一看,看到了后面的,也看到后面的器物,知道我以前看到的都是影子,后面的火光物體才是真實的。假如他還往洞穴之外走去,走過一條陡峭崎嶇的坡道,見到了洞穴之外的世界,陽光照耀下來的世界,他開始很不適應,強光刺激,他要慢慢的適應,甚至要閉一下眼睛,慢慢地先看暗淡的物品再看比較明亮的物體,然后甚至偶爾的一片太陽,這個時候他會有什么感覺?這可以說是一個尋求或者發(fā)現真理的過程。
現在的問題是這不是一個集體行為,發(fā)現這個洞穴之外的世界只是一個人,或者是少數人。他要不要回到洞穴中,去給他所有的同胞松綁,告訴他們外面的世界是什么?要不要?以及能不能做到?當然,人世間也許沒有這么強烈的對比,沒有一個完全虛假的世界,也不會有一個完全明亮的世界。但是類似的區(qū)分差距是存在的,一些人看到了可能更明亮、更真實、更光明的東西,他要不要說出所有的這一切?尤其是從政治角度考慮,如果他看到了他覺得更睿智的人間社會真理,他是否要大聲說出來?當他開始說你們每天看到的都是假象時,他會不會被原先的同胞當成瘋子,如果他一定要堅持自己的看法,他甚至會不會自己被折磨、迫害、處死。即便他可能失敗,他仍然要做這件事,或者他至少做一部分,嘗試努力一次,失敗之后,他也就遷就他們,或者他跟他們仍然待在洞穴里,如果他的同胞足夠強大的話,或者他自己重新上到地面,讓他們留在他們的洞穴中,回到地面,回到陽光下的世界。
當然,政治上的事情,在我看來,既然是涉及到所有人生活的這樣一個事情,可能更多的需要折衷、平衡、妥協(xié),另外也要相信大多數人的常識,可能足以比較健全的來處理各種糾紛、訴訟。沒有智慧統(tǒng)治的政治社會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可能也是還不錯的,或者在社會、政治上,它永遠還是要妥協(xié)平衡、折衷第一,因為后面還有一個生命的原則,要讓所有人和平共存。
四、哲學歸哲學,王位歸王位,思想歸思想。
如果在某些領域,比如在哲學,人生追求,其實還是可以做許多的事情,你可能會獨自走在一條路上,但這是你最心悅誠服的路。我們只能夠和大多數人分享某些共性的東西,比如吃喝拉撒睡,肉體活著是必須有某種共性的東西,我曾經說過,在任何民族,任何國家,書店永遠比飯店、餐館少得多,因為這是所有人都需要的。有些人一輩子都可能不會進書店,當然,書店還是需要的,哲學家也不能把書店看得比餐館更重要,更不要說從整個社會著眼。走自己的路,如果有同伴,當然就更好。
當然,我們也可能走的是一條大路,那也不壞,如果你注入一些反省的時刻,自省的時刻,給自己的心靈留一點自己的空間可能會更好,因為凡是嘗過另外一種滋味的人,他們可以在比較之后,不愿意放棄那樣一種精神追求帶給他們的感受。柏拉圖在《理想國》里也提到,各種各樣的快樂都是合理的,只要不傷害他人的價值追求都是合理的,無論是追求財富、金錢、人倫之樂、天倫之樂,或者是追求信仰都是合理的,而且是平等的。我們確實沒有體會過他們所體會的東西,所以我們只能尊重,但是不能傲慢、貶斥,不能輕易的貶斥,我覺得是如此,因為我們沒嘗過,我們無法比較。所以不要輕易論斷人,不要責備人,不要責難。
這里,柏拉圖有沒有“哲學家王”曾經有過的抱負,甚至行動?很難說沒有。如果從一個理想主義的角度,他確實不由自主地會希望由理性、智慧來統(tǒng)治。蘇格拉底曾經也說到,為什么我們在各行各業(yè)里都那么強調理性、專長,但是恰恰在一個最重要的領域,社會生活的領域,我們拒絕這樣做。比如說我們不會自己做鞋子,我們尊重鞋匠的技藝,我們寧愿到鞋匠那兒買一雙鞋子,尊重他的技藝,我們尊重各個領域的技藝。但是為什么恰恰在政治的領域里不尊重政治理性、政治智慧?為什么不由理性、智慧、專長來統(tǒng)治,而是要所有人參與,而且是平等的參與,為什么?當然,我們反過來辯護,為民主政治或者是為政治平等辯護。涉及到所有人生活的領域必須所有人參與,而且是要平等的參與才能夠體現每一個人的尊嚴、價值。哪怕是智慧、理性不一樣,有差別,甚至有時候會帶來某些滯后、效率不高,但是它實現了一種平等的尊嚴,所有人作為人的尊嚴。
另外,政治也不需要那么完美化。而且你追求完美,可能恰恰得到最大的不完美。我們剛才說到的一種危險,如果一個絕對掌握全國的哲學家,完全按照他自己好的觀念、善的觀念來安排世界的話,可能對這個社會恰恰是一個災難。他們沒有調和,沒有折衷,沒有妥協(xié),沒有平衡,沒有顧忌蕓蕓眾生的所欲所求。所以因為種種原因,可以說歷史上確實沒有“哲學家王”,沒有真正的哲學家。
或許還有一個哲學家,從身份上還有一個“哲學家王”,就是《沉思錄》的作者馬可·奧勒留,他作為羅馬帝國的皇帝,掌握當時世界上可能最大的權利,他也是一個哲學家。我們必須承認他不是后世所封的某種勝王,因王而勝的勝王,只是掌握權利,然后把這些美名加給他,說他是哲學家,馬可·奧勒是真正的哲學家,包括哲學家自己也承認。但是他沒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沒有把哲學和“王”,把權利結合起來,他從來沒有想過把他的哲學推廣到全羅馬帝國,每個人人手一本他的《沉思錄》,他的《沉思錄》根本就不是為大家而寫的,他只是寫給自己看的,也許想給他的兒子看,他的兒子不爭氣,他差點就在歷史上沒有這本書了,失傳了,因為一些偶然的原因才留下來,沒有把他的哲學用權利去推行,更不要說強行,哲學歸哲學,權利歸權利,王位歸王位,思想歸思想。
馬可·奧勒留
哲學可以說是他的最愛,他甚至幻想什么時候能夠退隱到一所茅屋里面靜靜的閱讀和寫作,這是他最向往的生活。但是他作為羅馬人,他的職責、使命也是非常強烈的,而且他的哲學本身也可以說是一種義務哲學,責任哲學,必須承擔自己的生命,必須承擔自己的命運。他既然生而為王,他就必須永遠為王,而且做一個好皇帝。所以你看看他在《沉思錄》里面寫,有兩條可以說是他的座右銘,一個就是每天醒來要提醒自己,你今天要見到很多你不愿意見的人,有一些人鏟煤者,有一些是心懷不軌的,有些是想從你這兒撈好處的,有些甚至是陰謀家,有些當然也是不錯的人,但是很多人是你不愿意見的,你如果不是皇帝,你永遠不想和他們打交道。但是你作為一個皇帝,同樣你作為一個商人,作為一個政治家,你要跟很多你不愿意成為朋友的人打交道,為什么?你是商人,政治家也是如此。這個羅馬帝國的皇帝,他每天要見大量的人。所以他提醒自己每天要見到很多各種各樣的人,他作為一個這么聰明智慧的人,他能夠眼看到他們,但也不能說破他們。
當然,他有一個內在的寬宏,那就是跟哲學有關,即便是這些人,你還是他們的同胞,你還和他們分享著、共享著人性,所以你還不是虛心假意的對待他們,你還真的要從內心寬容他們,接納他們,因為你也有錯,你也有你的弱點,這是一條座右銘。
還有一條,也是他提醒自己,每天清早一起來,你就要想著承擔你的工作,你再不情愿你也要起來,那時候的羅馬帝國皇帝那么好當的,尤其他有時候要打仗,風餐露宿,他有時候要親自帶兵打仗的,有時候跟北邊蠻族打仗,滴水成冰,在打仗的時候沒有選擇,這個時候他要比別人更早起來,更晚睡覺。所以他也提醒自己,你生來就是要承擔這份職責的,或者這就是你的命運,你與其不情愿的,不如情愿的做這些,與其讓命運拖著走,不如欣然的跟著命運走。這就是認識自己,也認識自己的使命,承擔自己的命運,這種命運感在古希臘人來說,應該說是非常強烈的,比如說看一看羅馬史詩,看看它的悲劇和哲學,這種命運感是非常強烈的。
(編輯:韋依祎,責任編輯:魏錦秋,審閱:杜志鑫)
幾年前,我曾提出一個問題:中國經濟繁榮的根基是什么?
我認為是“重商主義(這里借指市場經濟)”與“儒家文化”這兩個因素的核聚變,只要我們的體制大門開一條小小的縫,中國老百姓與生俱來的聰明、勤奮、奮不顧身,幾千年窮怕了的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就能創(chuàng)造一個新天地。
2021年,我見到一個新能源公司的董事長,談及張維迎所言“直到20世紀70年代,絕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唐宋時期好多少”,他說這是真的,1978年他沒有見過電,全家所有家當是一個小木柜。1979年,我的好朋友,一個咨詢集團的董事長考上了大學,報到前他勤工儉學,騎六七十里山路賣冰棍,山里的一戶人家,用幾個雞蛋和他換了一根,全家人排成一排每個人吮吸一囗。
在改革開放前,這是中國普遍的景象。而我們這一兩代人,在改革開放后,懷抱著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創(chuàng)造了人類發(fā)展史上的奇跡。40多年過去,我們看到,輕舟已過萬重山。偉大的中國工業(yè)革命,怎么贊揚也不為過!
而另一方面,中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fā)達國家?guī)装倌甑穆?,這也就注定了,我們上山的道路,更加的陡峭。同時,中國作為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古國,其發(fā)展正常就是“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我們講究的是實用主義,中國的政策也是因時、因勢而變的。
因此,并非一些簡單的因素就能夠遏制中國的增長,只要不出現戰(zhàn)爭這樣會擾亂經濟進程的極端因素,只要中國依然堅定地支持民營經濟發(fā)展,保護企業(yè)家精神,中國經濟的前進步伐就是堅定不移的。
如果認同這一點,那么無論是短期的政策、市場變化還是長期的中美對抗,都不會讓我們產生太大的焦慮。
具體從我們做企業(yè)和做投資來講,也無需過度悲觀?!俺林蹅扰锨Х^,病樹前頭萬木春”,在一些行業(yè)和企業(yè)衰落的同時,也永遠有一些行業(yè)和企業(yè)在崛起。
以半導體產業(yè)為例,我們不必糾結于半導體仿佛一年緊缺、一年過剩,因為問題的核心不是這個。問題的核心是第四次工業(yè)革命離不開半導體技術,而中美對峙、科技封鎖,將進一步迫使中國在所有科技領域謀求自主可控,進一步迫使中國以舉國體制解決創(chuàng)新問題。同時,當一項投資吻合科技進步趨勢和政策引導的雙重影響時,其估值亦將脫離傳統(tǒng)財務模型。這些才是中國硬科技投資的重要的底層邏輯。
看待資本市場,我們更不必計較一時的股價波動?;仡櫄v史,在資本市場發(fā)生劇烈調整時,那些優(yōu)質的企業(yè)往往也會出現大幅下跌,但不同的是,優(yōu)秀企業(yè)不僅能收復失地,還能再攀高峰。因此,我們繼續(xù)堅定地布局那些有核心技術、有企業(yè)家精神的企業(yè)。而從我們的投資經歷來看,那些有企業(yè)家精神的企業(yè)最終都帶領我們穿越了周期,并獲得了異乎尋常的回報。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